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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就《三析王城岗城堡遗址》一文，对《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2-25)》报告中关于王城岗大城的面积、王城岗城址的性质等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山东北部地区盐业考古专题调查的结果，可揭示煮盐作坊遗址的聚落形态及分布规律，晚商及西周时期作坊在选址时倾向于"央子"与湖沼地貌。进一步探讨晚商及西周时期煮盐作坊的生产组织与社会属性，可以推断此时期的盐业生产属于小规模私营行为的组合体，这使得煮盐作坊的选址严重受限于自然资源。龙门东山擂鼓台发现的一例佛足迹图像碑，与目前国内发现的数例同类遗物相比，特点鲜明：一是时间早，具有唐代造像特征；二是体量大，分别以整石雕出碑身、底座，组合，且保存状况较好；三是碑身多面均刻出佛足；四是图像布局特殊，千辐轮位于前掌中心而非整个脚掌中心；五是图像内容简化，不见趾尖莲花、万字符和脚掌、鱼、满瓶、海螺等物，较之四川眉山法宝寺仅刻出轮、鱼的形式又显复杂；足跟间连接二足的双弧线亦不见于其他诸迹；六是佛足跟部两侧刻出站立、行走或坐姿的人物形象，为目前所发现的同类图像中所仅见。这一材料的发现，丰富了相关题材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新的课题。本文通过对司母戊鼎繁缛纹饰分类分析，提出一些现象并推测主题纹饰寓意。意在引起 关注，推动相关探究深入。本文梳理了唐代两京都城长安城和洛阳城遗址范围内出土的若干越窑青瓷，并结合 近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发掘情况对其进行重新审视，从而研究探讨越窑瓷器的贡瓷年代，产品面貌以及运输路径等方面的问题。认为早在唐代早期，越窑瓷器就已经纳入 宫廷用瓷的之内，至唐代中期持续，唐代晚期作为贡窑继续输入宫廷。至于其输送路径，从目前来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浙东运河、隋唐大运河输送的。一直以来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唐代螺钿铜镜是一种漆工艺与贝壳镶嵌相结合的特种工艺镜。本文通过对传世和出土的唐代螺钿铜镜的综合考察，以及对早期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我国商周时期两种不同风格的螺钿工艺的比较研究，论述了唐代螺钿铜镜大致可分为虫胶树脂地镜背和漆地镜背两种样式，前者更接近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螺钿工艺，应该是萨珊波斯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我国国内出土的螺钿铜镜，绝大多数应属于虫胶树脂地螺钿铜镜。螺钿铜镜皆为漆器是我们认识上的一个误区。画僧髡残名重清初金陵画坛，并在绘画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关于他的研究未曾间断，但其卒年却迄今未有定说。本文据新见明末清初诗人钱陆灿的《调运斋诗集》，考定髡残卒于康熙十年(1671年)九十月间；并对二人的交游活动，髡残的佛教信仰、身后事等有所考述。 博物馆的前身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建于1912年7月9日，历经百年发展，馆藏品数量由 初的5万余件到现在的13余万件。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博物馆的前辈们经过不断探索、研究，逐步形成具有本馆特色的藏品分类管理体系和藏品编号方式。从 初按陈列室陈列物品建册，到后来按文物种类编制成几十本账册，计百余万件文物；从民族危难、社会动荡中藏品保管艰难维持，到广泛接受社会捐赠、征集、调拨，普查和信息化管理；从简单的序号编目，到日益完善的文物管理编目体系。各时期藏品账目沿革、分类体系逐步扩充完善，代表了 博物馆百年历史底蕴。本文系统梳理、辨析各时期藏品珍贵账册档案，探求其历史沿革、编排规律、藏品编号方式及其在不同账册中所代表的涵义，并试图研究总结博物馆藏品账目管理的发展趋势，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好这些工作。明末，盘踞在辽东皮岛的汉人势力刘氏先后经历了"叛明归(后)金"与"叛金归明"。然归明后的困局让刘氏逐渐成为游走于明廷与后金政权之间的第三股事势力，并成为明廷与后金之间争取的对象。明廷欲通过刘氏联络海上汉人抗金势力，建构以皮岛为中心的海上防御后金的事力量，故积极笼络刘氏。为化解明朝的海上防御战略，皇太极运用离间计与恩威并施之策，积极"争取"刘氏势力。在皇太极不断加大政治砝码诱惑之下，刘氏终于走向后金一边。天聪四年七八月间，刘氏与后金在盛京、皮岛先后举行秘密盟誓。然随着刘兴治被岛内反对盟誓者所杀，盟誓之目的亦化为泡影。但自此后，明廷海上防御线逐步被后金瓦解，加重了明廷的危局。 博物馆藏有一件《金国汗黄台吉与海岛刘兴治等告天盟书》，它是天聪四年后金政权与皮岛刘氏之间盟誓的历史证物。经对勘，其所载内容与满文文献完全契合，具有独特的历史与学术价值。本文将该盟书与满、汉文材料相互佐证，试图复原天聪四年七月十一日金国汗黄台吉与皮岛刘兴治等盟誓的前因后果等历史面貌，以示该件文书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